星期日午後，我們來到萊拉（Lara Lindinger-Lowy）跟男友艾斯格（Asger Sverrild）位於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家，當天還有兩人的朋友史蒂格（Stig Helmer Jensen）與布莉姬（Birgitte I. Saxtorph）造訪。
30坪大小的空間，包括臥室、客廳、餐廳、浴室和廚房，顏色以白色為基調。餐桌上，已經放好咖啡與茶，以及一塊令人垂涎三尺的巧克力蛋糕。「這是我們週末很常做的活動，」萊拉解釋，丹麥人很喜歡邀請朋友到家中作客，一個下午就在喝茶聊天當中度過。
花時間跟朋友、家人相處，是丹麥人很重視的個人生活。「我們要追求的是完美的人生。」4個27、28歲的年輕人，是非常典型的丹麥新世代，從事不同領域的工作，也都服膺「以工作定義自己」的價值觀。
萊拉從事人力資源，艾斯格在當醫生，同時在念博士班；史蒂格正要拿到藥物化學碩士學位；布莉姬則在哥本哈根商學院（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）擔任IT系統的專案負責人。
對他們來說，「完美人生」代表的，正是享受工作與生活。
工作的價值，是一種身分認同
「20年以前，人們的目標是想改變社會，但現在生活水準很好，你的注意力就會放在自己身上，包括你的職涯、人生，」艾斯格指出。
他們的父母輩，工作是為了維持生活和溫飽；1980年代之後出生的新世代，對於「工作」有更多期許。
他們樂於嘗試各種可能性，艾斯格認為，他們這個世代就是想什麼都試，然後找到平衡：「如果拒絕可能性，就很難去找到你自己到底要什麼。」而找到新發展和新體驗的方式，就是透過換工作。「一個工作大概做2、3年就會想換，我媽媽在同一個工作40年，我沒辦法想像我會那樣做，」布莉姬笑著說。
「Job is your identity（工作是你的身分認同），」擔任網站編輯、同時還在念新聞研究所的潘妮拉（Pernille Lundsgaard Thomsen），一語道破新世代對工作的定義。就算金融海嘯讓新世代同樣受到失業的威脅，但他們也希望找到一個兼具自我發展與能力提升的工作。
如果你在丹麥對別人介紹自己，前3個會被問到的問題之一就是：「你在做什麼工作？」「人們會很聚焦在你的職業，不是你的地位，而是你工作的內容和價值，」艾斯格強調，喜歡自己的工作很重要，「因為它就是你的一部份。」
工作帶來身分認同，卻不表示年輕人的重心全都在工作上。在丹麥，“work-lifebalance”（工作與生活平衡）是熱門的詞彙。
平衡不是二分法
許多人認為工作與生活的平衡，應該是將工作與生活截然二分，生活並佔據明顯比重。但在只要有網路就可以工作的現代，這一點變得十分困難。
在丹麥，每週工時37小時，看似在公司時間很少，但人們通常回到家也會工作。布莉姬的前老闆是兩個孩子的媽，她總是4點以前就下班接小孩，「但是我晚上11點左右都會收到她寄的信。」
連半夜都在工作，似乎不怎麼平衡？
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這代表了你可以很彈性工作，」萊拉認為，這是丹麥創造平衡的方式，「因為我可以選擇我想要什麼時候、在什麼地點工作。」員工只要下午與牙醫有約，或是要想享受午後時光，都能早點下班。
不論是勇於追求樂在其中的工作，還是創造工作與生活平衡，其實都與丹麥的社會文化背景環環相扣。
從小鼓勵追求自我
一天，我們參訪位於哥本哈根北區的小學Trørødskolen。早上8點半，低年級的學生席地而坐唱著歌，開始一天的課程。隨後，我們跟著三年D班學生上數學，發現小朋友都很隨性的坐在地上或桌上，老師並不會出言糾正。
從小學開始，學校就把「創意」和「獨立思考」融入課程中。比如，上課最後一個小時，老師會讓學生隨便畫他們想畫的圖；一年級時，老師就一定會問學生「為什麼？」學生則藉由問問題、提出挑戰，培養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；隨著年級漸高，還可以每週自由選擇一門自己想上的課程，像是繪畫、烹飪。
在丹麥，不但受教育免費，大學生每個月還能領到約5,000丹麥克朗（約台幣28,000元）的津貼。由於進入大學基本上是5年制（大學及研究所），再提供1年的時間餘裕，讓學生有重新選擇科系的機會，所以零用金最多給到6年。
「在教育中，你被鼓勵去追求你做得很好的事情，當你帶著這樣的文化進入職場，才會發現什麼是你要的，」在丹麥房地產公司擔任發展經理的麥可（Michael Danielsen），原本從事軟體工程，但他發現自己更想當經理人，半年前轉到現在的公司任職，擔任IT部門主管。
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，更是讓人民無後顧之憂的一張保護網。
失業不會世界末日
「丹麥熱門的科系不是工程、會計，反而是設計、文學、藝術，」駐丹麥台北代表處代表陳國璜觀察，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想念什麼，就算畢業後不好找工作，社會福利的大網也會張開，把你接住。
「如果你不喜歡你的工作，隨時可以辭職，」台灣移民第2代、目前從事軟體工程顧問工作的李崇孚表示，政府會提供失業勞工每月11,000丹麥克朗（約台幣61,600元）、期限最多2年的救濟金，前提是個人有意願找工作。「大家都會想工作，這樣才會有薪水，社會福利不可能完全負擔你所有的支出。」
丹麥人關於工作與生活的各種思考，歸根究柢，是來自「價值觀」。丹麥文化根植一種崇尚平等與謙遜的態度。
北歐小說家阿克塞爾（Aksel Sandemose）在1933年出版的《穿過自己足跡的避難者》（A Fugitive Crosses His Tracks）一書中，將這種態度稱為「揚特定律」（Jante’sLaw），亦即「你並不比任何人特別，或比我們更好。」
「如果你顯示你有很多錢，別人就會覺得你在炫燿，你不懂得如何做你自己。」布莉姬進一步說：「所以我們不為錢工作，是為了興趣，然後賺取薪水。」
大部份的丹麥人也相信，錢無法帶來快樂，雖然它的確讓生活好過些，卻不是快樂的源頭。史蒂格便提到，其他國家定義的「成功」，是需要賺很多錢、必須住大房子，「但在丹麥，如果你住的是跟大家一樣的房子，你還是很快樂。」
當然，面對全球化浪潮席捲而來，丹麥在無法自外的情況下，這樣的價值觀不免逐漸鬆動。
全球化與移民帶來改變
當世界變成平的，就連艾斯格笑稱是《魔戒》書中「哈比人」的丹麥人，也無法倖免。
美式文化、「錢」會說話……，這些不同以往的價值觀，日漸隨著全球人口流動而「入侵」丹麥。過去丹麥街頭可能很少看得到高級名車，但現在偶爾可見一台超級跑車呼嘯而過；私人醫院開始興起，有錢就能得到更好治療。
外來移民，尤其是中東移民愈來愈多，從過去10年佔人口3％，變成10％，文化差異讓丹麥開始質變。工作外包、工廠外移，丹麥人也感受到壓力。
但年輕世代依然對自己很有信心，就像李崇孚除了懂程式設計，同時也兼顧問，對自己掌握市場的能力很有把握。即使「競爭無國界」的命題對全世界的年輕人都一樣，習慣從小問「為什麼」的丹麥人也會這麼說：「為什麼我們不能給出一個不同的答案？」
採訪後記：拜訪玩具巨人
從台北─香港─倫敦─哥本哈根─比隆，最後再回到台灣。
此次採訪光來回就飛了48小時， 卻也是我們心靈和採訪內容收穫最豐的一次旅程。
出發前，其實忐忑不安比興奮還多，畢竟要採訪的是成立近百年企業的CEO。而見到面後，又是另一點讓我意外。這位CEO平易近人的程度，就像尋常同事一般，完全看不到平常在台灣所見的「CEO受訪、公關正襟危坐」畫面，反而是公關翹著二郎腿，一派悠閒輕鬆的樣子。這也反映出丹麥的文化：平等，沒有誰比誰更高尚。
而最令我們感到強烈反差的，是樂高總部所在地比隆。請計程車司機載我們從宛如美國公路旁汽車旅館的住宿地，出發到所謂的「市中心」，小鎮上只有5根手指頭數得出來的餐廳、一間Pub、一間超市；除了鎮公所高於3層樓，其他全都是平房。
人跡罕見，讓攝影記者光是等路人出現，就花了大半天。很難想像樂高這個大企業，會從如此樸實的小鎮孕育出來。
回到哥本哈根，雖然是首都，卻一樣樸實。路上行人穿著以深色居多，看不到什麼名牌包包，就連逛街區的精品店，也是又小又安靜。我走過第3次，才注意到LV的店面其實一直矗立在一角。
丹麥是先進國家中最以「快樂」著稱的國家，確實，低物欲與平等的價值觀，讓丹麥這個只有台灣1.2倍大的小國，卻過得比我們更滿足。
